摘要：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规模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由于逆全球化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与持续，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如何在保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性的同时，保障中国产业链韧性、稳定性与安全性，从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成为急需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源开发、技术寻求、市场拓展、成本控制和空间布局五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给产业链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剖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替代、挤出、关联三种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形成的挑战，从而提出以深化实施兼并收购、内外联动、技术合作和数字化战略，实现依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链；价值链；现代化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研究”（编号：2019GJS02）的成果。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是制造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竞争力和开拓市场的重要途径，因其能够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技术和市场，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弥补资源和能力短板，对于一个国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规模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由于逆全球化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与持续，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如何在保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性的同时，保障产业链韧性、稳定性与安全性，从而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成为急需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链关系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其对母国的产业关联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上。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使国内产业链与其相关的技术、专利、管理等知识型中间品也得以快速使用与创新，促进了母国相关产业的结构升级。[1]经过Dunning完善后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框架是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使用最广泛的理论。[2，3，4]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其产业结构对外溢出与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这一过程有效推动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稳定性；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从技术、管理角度通过投资并购相关行业龙头企业，从而实现本国产业链核心技术水平提升，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机制更多是具有学习效应的低技术梯度向高技术梯度升级。[5，6，7]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从制造业对外投资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认为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降低贸易顺差并规避贸易壁垒，[8]从而提升中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9，10，11]推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12]；另一方面，则认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利率传导与挤出效应机制削弱国内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出现“离制造化”现象，导致国内制造业“空心化”。[13]而产业链现代化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过程，[14]其本质是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和细化，是基于科学技术和产业组织方式进步来改造提升产业链安全稳定能力、自主可控能力、适应韧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过程。因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15，16]
近几年，由于逆全球化潮流涌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影响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如何科学统筹协调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抑制其负面影响，对于有效提高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稳定性、安全性与韧性，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区位与产业选择、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及其对母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而针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提升中国整体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关系的研究较为欠缺。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转变，如何协调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资源开发、技术寻求、市场拓展、成本控制和空间布局五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带来的机遇，剖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替代、挤出、关联三种效应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形成的挑战，提出依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二、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国际经贸环境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也逐渐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而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开展海外并购的重点行业，存量规模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底，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2778.6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累计净额的10.77%。（见表1）
表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从制造业投资和并购情况看，过去八年间经历了高速增长与理性回落的过程，2018年前，伴随“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充分把握国内外战略机遇期和窗口期，制造业海外投资并购项目数量和金额都呈快速增长态势，之后项目规模开始减小，受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影响，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回落到接近2013年水平。（见表2）
表2制造业对外投资并购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14—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
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对于母国来说，也能够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弥补资源短板、开拓国际市场，从而带动本国产业更好发展。但近年来，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全球产业链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市场低迷及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冲击，进一步加速了各国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布局趋势。逆全球化回潮致使依靠全球生产网络组织起来的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面临的各类风险显著加大，保障本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的重要性凸显。
三、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带来的机遇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包括资源开发、技术寻求、市场拓展、成本控制与空间布局五个方面，每一种动机驱动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都会给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带来战略机遇。（见图1）
图1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带来的机遇分析逻辑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保障国内制造业原材料供应能力
制造业是对农业、矿产资源等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产品复杂度的不断提高，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在全球分工网络中，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逐渐聚焦产业链下游环节，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但长期依赖国外企业供应原材料，不仅在供求形势变化时经常面临价格暴涨、暴跌的局面，而且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也常常受到各类威胁。通过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获得自然资源开发权，实现原材料成本内部化，直接掌握下游产业发展所需资源，成为保障国内产业链原材料稳定供应和价格平稳的有效手段。如，日本JOGMEC（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国家公司）作为日本国内唯一可以提供地质构造调查、金融支持、技术支持、资源储备、环境保护等全产业链配套服务的企业，从1989年开始在世界48个国家参与了3417个能源资源合作项目，为日本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
（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中国产业链关键环节掌控能力
先进制造业涵盖的知识、技术高度密集，而其科技创新具备的大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不但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而且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尽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仍然有明显差距，尤其是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先进材料、尖端仪器、工业软件等设备环节对进口依赖严重，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面临被“卡脖子”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产业技术进步既要依靠自身的投入和积累，也要充分学习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后发国家制造业发展是一条成本低、风险小、速度快的技术赶超路径。中国制造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带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掌握和升级。一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融入发达国家由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专业科技服务机构、产业园区等构成的创新生态，可以充分利用其创新要素和资源，快速提高中国企业的研发设计水平，并通过产品设计方案、生产技术的回流，提高国内制造业全产业链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水平。二是在发达国家实施跨境并购。由于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适用技术、次优技术，而在母国保留最先进的技术，因此，通过跨境并购全球行业龙头企业，更有利于快速获取全球高精尖技术。三是设立技术监测站。产业发展根本上是需求拉动的，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都处于世界前沿，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层次高，无论是企业用户还是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在全球都具有先导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监测站可以及时了解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为国内技术创新提供指引。
（三）市场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地位
以开拓市场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扩大终端产品市场。一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基地选址于主要市场的国家，有利于实现终端产品属地化生产、组装和销售，通过贴近市场，及时了解用户需求、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可通过更加本地化的营销策略增强当地用户的认可度，从而扩大销售规模。二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品出口不得不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日益增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进口国或第三国设立生产基地，进行商品的生产、组装和转口贸易，可以规避贸易壁垒，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三是以东南亚、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一批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当地居民对高品质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利用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制造能力、技术专长及成熟的业务模式，开辟并率先进入新兴经济体市场。四是中国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梯度，对低成本国家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形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关系，中国处于产业链上游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环节，通过对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扩大最终产品的销售规模，可以带动对中国国内产业链上游中间投入品需求的扩张，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四）成本控制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继续保持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
制成品价格是土地、资金、原材料、人工、物流、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成本的综合体现。在全球分工格局下，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布局会根据各个国家的投入成本变化而变动。根据日本学者Kojima K的“边际产业扩张论”，[17]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生产经验与技术逐渐积累，支撑本国制造业发展的劳动力、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逐渐上升，致使本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降低，必然会导致一些制造业向国外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挥人口规模大、工资水平低的低成本制造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最大生产基地，低成本和低价格是“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但近十年来，受适龄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伴的工资收入增长及年轻一代就业观念改变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制造优势不断削弱。通过在劳动力供给丰富和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投资建厂，中国制造业能够继续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供应链资源优势，保持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而且企业可以通过对加工制造环节的保留，形成对国内企业向价值链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环节攀升的有力支撑。
（五）空间布局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支撑国内产业链整体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保障主粮基本自给是中国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而主粮自给的前提是保持耕地面积的稳定，因此中国一直坚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制造环节具有占地大、能耗高的特征。虽然制造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资金、设备、人力的投入扩大规模，但充足的土地空间与能源供给也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根据World Bank数据，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份额的28%以上，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球的12.5%，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十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巨大的生产规模给土地、能源、生态都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用能紧张局面长期存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工业发展“无地可用”和高峰用电短缺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后，一些工业用地能够被腾退出来，为高技术制造业、制造业研发设计环节拓展释放出土地空间。同时，伴随高技术产业能耗利用效率提升，也利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的挑战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其通过替代效应、投资挤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形成的挑战也不容忽视。（见图2）
图2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形成的挑战分析逻辑
（一）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会一定程度上弱化国内产业链完整性
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在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电子设备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根据WTO数据，2019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电子产品出口占全球份额高达38.2%、31.3%和32.1%。在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上涨的推动下，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等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持续加速增长。从短期看，低人力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配套欠缺、劳动力职业素质技能水平偏低、资金匮乏，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较大制约，因此，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只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下降。但是，下游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在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扩大会进一步带动上游配套产业的投资加大，例如，服装行业生产规模扩大后，会由进口面料转向本国生产面料，并且经济发展带来的本国财政条件改善也会促进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教育投入加大、人力资源素质改善，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也会形成带动当地产业工人素质技能进一步提升的直接效应。因此，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快，行业门类过多，从中、长期来看，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将逐步补齐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工人素质等方面的短板，形成配套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使其低成本优势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逐步萎缩，甚至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变为净进口国，从而对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形成挑战。
（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会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国内产业升级
制造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伴随大量资金、人才和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在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就意味着针对国内制造业的资金投入必然会减少。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转变，本土制造企业模仿世界领军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面对的技术创新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针对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高。同时，面对传统竞争优势的削弱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中国制造业急需在新兴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实现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这也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从国家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也具有挤出效应。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投资者将大量资金转移至国外，这将导致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技术研发出现资金短缺；同时，伴随制造业海外转移出现的国内产业空白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新兴产业来培育与接续，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使国内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资金保障受到影响，使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受到制约。所以，如果国内企业不能实现更快的成长或者不能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加快国外投资收益回流，那么国内制造业的投资可能就会出现增速下降，甚至出现绝对投资规模的减少、制造业新动能培育投入不足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和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三）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产业链创新能力提升
制造业最终制成品的生产过程需要为数众多的中间品投入，也需要经历研发设计、中间投入品采购、加工制造、产品销售等多个价值链环节。由于产业链的各种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和价值链的各环节需要迥异的要素投入，因此，从最优要素投入组合出发，企业会把各种投入品的生产和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布局到全世界最优的区位。然而，产业链和价值链各个环节不只是机械的投入—产出关系，相互间存在着高频的知识流互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把国内许多位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离岸外包到海外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冲击使发达国家认识到，加工制造企业是产业公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的缺失会使制造业赖以发展的产业公地受到侵蚀，进而对制造业价值链上游的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18]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低成本制造优势的基础上，凭借巨大的产业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独特的创新型制造优势，开发的新产品快速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并通过产品设计、加工工艺等创新持续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如果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过快、过大，极有可能导致国内出现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产业空心化”，这将会削弱中国制造业已形成的创新型制造优势，从而对中国制造业通过自主创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发展目标带来挑战。
五、依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扬长避短，实现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协同，从而更好地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体来看，应充分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通过在兼并收购、内外联动、技术合作和数字化战略等方面重点发力，依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
（一）继续支持对国外制造业优势企业的兼并收购，提升中国产业链控制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并不是主张闭门自给，而是要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驾驭能力，有应对风险的抗冲击能力和多元替代的应变能力。[19]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全球制造业领域具有各类优势的龙头企业，可以快速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应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环节、近中期我国高度依赖进口和面临“卡脖子”风险的产业，借鉴韩国、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经验，支持带动性强的国内龙头企业组成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实力，兼并收购国外行业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使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尽快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逐步形成若干总部在中国、生产布局全球、市场辐射全球、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特色制造业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形成的竞争优势，加速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
（二）继续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构建高水平区域价值链
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巩固和畅通中国企业的海外供应链安全，实现海外供应链与国内产业链的全面联动，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借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与运行的成功经验，推动针对双边或多边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领域更高等级的谈判，完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创新，开放市场准入、取消贸易壁垒、简化海关通关程序、采用负面清单、推进投资自由化等方式，进一步优化、破除区域内影响产能合作的机制障碍，加快中欧班列沿线站点、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支点的构建，联通全球区域性大市场，[20]从而构建起“以我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高效流通，实现海外生产基地、供应链与国内产业链的全面联动，从而尽快推进国内企业在全球开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整合。
（三）通过全球布局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合作，提升中国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一是在中国具有优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尽快突破的科技领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由跨国公司运营的产业研发基金，有目的、有重点地牵头组织实施针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重大科学工程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二是完善同世界各国政府间双边和多边国际科技合作框架，深化区域科技合作，围绕国内、国际庞大的新技术需求，以及丰富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积极开展针对性创新技术合作。三是通过跨国公司加快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推进跨国创新体系建设，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通过跨国并购、建设境外科技孵化中心、创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进一步集聚国际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资源为我所用。四是提升国内人力资源素质，加大力度培养产业技术工人，提升中国产业链技术吸收能力。
（四）发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全球产业链掌控力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推动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新优势。2020年中国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5G、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规模约达1万亿元，中国数字化建设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要将中国在产业数字化方面的优势延伸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上，鼓励“走出去”制造企业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通过推动纵向集成、端到端集成和横向集成，打造数据流动、资源配置、需求响应、应用协同的制造业数字化产业生态，输出成熟的产品数字原型和生产工艺，及时掌握海外市场、用户和生产过程数据，通过对制造业核心数据的掌握提高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
（五）完善现代服务业配套与应急产业支持，积极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链现代化带来的挑战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更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要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体系完善和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的优势，积极应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整。一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一方面，着力推动制造业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共生、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加快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投入要与制造业投资密切结合，使其能够为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从产品立项到产品营销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二是通过加大应急产业支持力度，对部分保障国家安全、应急物资供应的制造业行业通过政府采购、应急储备等方式给予税收、财政方面的支持，使之在国内能够保留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避免因对外直接投资负面效应导致部分制造业行业在国内彻底退出。同时，产业链发展要兼顾“专用”和“通用”类型，要将涉及国家安全和应急保障的中间品供给部门融入不同产业链上中下游，从而实现应急产品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多元化，充分保障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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