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各国之间竞争的制高点。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系列产业政策,将其分为重点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和强化升级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三个阶段。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产业政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功能型产业政策在整体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分量与重要性日趋增加;二是相关制度建设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三是重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五是促进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融合与发展。因此,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当前强化功能型产业政策应用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需加大对数字经济相应基础科学、关键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应用扩散的支持力度,打通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键桥梁,从而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信息化战略;数字化产业;产业转型升级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效应和微观机制——基于执行机制视角与钢铁工业的研究”(723731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同的理论基础与实施路径研究”(72173138);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24)。 |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及其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强劲动力逐渐展现。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在其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并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其可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论述。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正式拉开美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制定实施数字发展战略的序幕[1]。
进入21世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一代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并迅速向各领域渗透,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意识到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在未来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以及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国亦敏锐地意识到,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将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变革,并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及未来各国之间竞争的制高点[2]。因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逐渐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和重点方向。
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主要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展开[3]。“数字产业化”方面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培育与发展新兴的数字产业,如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及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培育和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产业数字化”方面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推动或促进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深度应用,并以此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现有研究已证明,大数据可以促进技术交叉融合和驱动技术创新,其引起的技术转型如同历史上的多次一般通用技术变革,将会形成技术加速迭代和产业整体系统升级[4]。诚如张文魁(2022)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具有信息产品的非争夺性、信息的边际产品趋零性、数字市场线上性、以大数据为关键投入品等四大内生特性[5]。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推动中国产业转型的同时,随着数字技术兴起的新兴产业,其未来发展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何种技术路线、产品、商业模式会在市场上取得成果均充满未知,没有现成的可供借鉴的经验[6]。数字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会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诸多重要的变革,促进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基于公平竞争的多样化的研发探索、技术路线竞争和产业竞争成为发现未来发展方向的唯一路径[7]。因而,以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模式难以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竞争友好、支持创新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有关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依据政策的侧重点变化路径将数字经济时代的系列产业政策进行阶段性划分,并根据产业政策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厘清产业政策的演进趋势,明确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研究对于发挥数字技术的“乘数作用”和“经济增长效应”,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加速迭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发展之初的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5年)
(一)20世纪90年代电子信息及通信等相关产业政策
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最早可追溯至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1989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产业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其中明确将邮电通信业中的市话、长话及用户电报和电子工业作为重点支持的产业或产品。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使之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带头产业”,“大力推广电子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用电子技术不断改造原有的传统工业,从而促进电子工业的发展”。1994—1997年,中国陆续发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上述文件明确了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在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中的重要地位。1998年,国务院着手组建信息产业部,主管全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业和软件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中国对于发展信息通信产业的重视开始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于11月出台《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二)21世纪之初的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化政策
进入21世纪,中国更加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并开始全面推进信息化,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计划》)发布,从“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三个方面着手,以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应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升产业研发、设计、工艺技术水平,推动营销、运输和服务方式变革,并促进信息产品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此外,国家专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以响应《“十五”计划》中对信息化及相关产业提出的发展目标,并明确提出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化、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快推进社会事业信息化、促进信息服务业五大具体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第一个专项政策,具有里程碑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数字经济领域相关战略的提出与发展(2006—2014年)
(一)“十一五”期间信息化战略的提出
“十一五”期间,全球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步伐加快。中国政府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信息化正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开始将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加快信息化进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越来越重视信息产业及信息化领域科技与创新能力的发展。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在“积极推进信息化”章节,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为总体思路,明确指出要“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从加快全流程制造业信息化,深度开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领域的信息并加快国家基础信息库建设,完善宽带信息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强化信息安全保障等四个方面着力推进。此后,相继出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信息化“十一五”规划》)、《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和《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上述系列规划将“自主创新、安全可控”作为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指出“信息技术重大突破孕育着生产力的新飞跃”,“信息化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对国家竞争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成为世界各国力图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其中,《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更是体现了我国信息化发展新的重要变化,即更为关注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培育产业技术能力与创新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由此可见,中国对信息化或者数字化问题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下简称《信息化发展战略》)为中长期国家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中国信息化发展目标,指出信息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具体而言,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信息产业跨越发展,提升网络普及水平、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能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能力和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战略重点则在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先进网络文化、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九个方面,并实行相应的战略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尤为重视信息产业科技的自主可控发展和重大战略产品及关键性产品的突破。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同年9月,《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规划纲要》出台。两个纲要先后颁布,不仅明确指出要实施重大专项,更要在重要的信息科技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关键产品的基本自给,提出未来15年在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网络和通信、存储等15个领域需要发展的重点技术,提出了13项重大工程,并从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法规与政策环境等八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了进一步落实《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中相应目标与任务,出台了一系列的专项规划,包括《电子基础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十一五”专项规划》《电子专用设备和仪器“十一五”专项规划》《集成电路“十一五”专项规划》《软件产业“十一五”专项规划》,同时针对《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要求,出台了《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十一五”专项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这是首次提出两化融合。
(二)“十二五”期间信息化战略及相关产业政策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受到严重冲击,此时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战略部署,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生物、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及相关技术发展。2008年,我国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三个重大专项正式开始实施。2010年,我国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其中明确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大力支持,重点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相关核心设备与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数字虚拟技术等。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颁布,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又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和信息服务,相关领域还包括智能制造装备、智能电网等。此后,中国又相继出台了《信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产业规划,全面推进我国信息化和信息通信产业发展。
进入“十二五”,中国更为积极地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2011年12月由国务院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明确提出把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要深化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加快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以及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的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与融合,加大战略性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2013年8月,《“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出台,其明确指出到2020年,中国大幅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宽带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并对网络覆盖率、宽带接入能力等方面都提出了十分明确的目标,制定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与明确的发展时间表。“十二五”期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加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领导。此外,为夯实集成电路发展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4年6月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中长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以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数字战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2015年至今)
(一)制造强国战略中信息化与数字化政策
“十二五”期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逐渐进入爆发阶段,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断深化、拓展,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进入“十三五”前后,中国加大了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加大了对新兴数字技术及相关产业、数字技术在制造业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数字产业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指出,云计算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发展云计算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互联网+”行动》)指出,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为了积极应对这种影响,《“互联网+”行动》提出了“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等11项重点行动,并进一步提出从夯实发展基础、强化创新驱动、营造宽松环境、拓展海外合作、加强智力建设、加强引导支持、做好组织实施等七个方面做好政策的保障支撑工作。
同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要《中国制造2025》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成为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的改变,数字技术通过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智能家电等智能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的新领域。随后,《中国制造2025》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发展规划指南发布。其中,《信息产业发展指南》直接引导制造业数字化与信息化、信息产业及数字产业发展,以加快建立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安全可控的信息产业生态体系为主线,提出七大任务和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则以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为目标,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拓宽了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加速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于2016年发布,鼓励企业利用软件和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信息增值服务,实现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高度协同。
鉴于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大数据对于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及国家治理能力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指出,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因此特制定行动纲要全面推进中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三是强化安全保障。其还提出了十项工程,即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工业和新兴产业大数据工程、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工程、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工程、网络和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
从2015年《中国制造2025》中相关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政策,以及出台的数字经济、数字化领域相关专项政策来看,中国政府对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战略价值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加快发展与深度应用新兴数字技术、培育和发展数字产业已经成为一项国家重要战略。
(二)“十三五”期间数字经济领域战略与政策的演进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智能制造工程,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是当前的重要任务。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出台,将数字经济与数字化发展放在了更为重要的战略高度,用“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来阐述相关领域的五年规划,其中明确指出“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并从构建高效信息网络、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和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四个方面阐述未来五年的发展重点。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该战略纲要是根据新形势对《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发展,对全球及中国的信息化发展环境进行了简要分析与阐述,是规范和指导未来十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的目标与主要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委陆续制定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专项或行业规划。此外,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相继制定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等政策。
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第一个由国务院发布的专项规划。这表明中国政府将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将会对未来工业发展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影响,加快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三)“十四五”以来数字化战略与政策的新发展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发布。其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篇章详细阐述了“十四五”时期和未来十五年数字化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与远景目标。这是数字化首次出现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篇标题中,并用一整篇内容来阐述,标志着中国数字化战略已基本成型,并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并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四个方面对中国数字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系统规划。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国务院于2021年12月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是首部系统筹划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是新发展阶段在数字经济领域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八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进一步阐述了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价值,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此外,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亦联合其他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划,针对数字经济具体产业的规划有:《“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等,针对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有《“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等。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提出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培育成新的增长引擎。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取得长足进展,ChatGPT的推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让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效果及巨大发展应用前景有了更为清晰的感知。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部署。2022年8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科技部发布《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为了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规范发展,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五、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政策的发展趋势与演进逻辑
从全球视角看,广义的数字经济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而狭义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开启,则是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大规模应用为标志。从中国视角看,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5年,这一时期数字经济刚刚起步,此时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第二阶段是2006年至2014年,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战略性意义和发展前景逐渐显现,中国开始将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注重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注重信息产业体系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与自主可控,加快宽带网络等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中国政府对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大力支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并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或实体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与融合,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系列的政策在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对应,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也在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这些新发展趋势的出现又与数字经济本身的特质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整个产业政策体系中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分量与重要性日益增强。从中国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的演变看,大力支持基础与通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加快推动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相关创新创业企业的普惠性支持,制定与数字技术广泛和深度应用、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场制度规则,在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与维护公平竞争等,整个产业政策体系构成中功能性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这主要因为,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作为全球战略性新兴领域,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与新的组织形态层出不穷,技术与产品快速迭代且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这就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前沿技术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适合成熟产业实现追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作用相对有限,而“竞争友好”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更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第二,相关制度建设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信息化与数字化领域的产业政策中,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与治理体系均是重要的构成。例如,在《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推进信息化法治建设,尤其是加快网络安全法、电信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特别是依法保护信息自由有序流动,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全面规范企业和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等行为,防范信息滥用等,是整个信息化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研究推进数据开放、数据保护、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数据资源权益相关立法等,建立市场化的数据应用机制,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交易机制和定价机制,规范交易行为等都是重要的政策措施。这主要是因为,新一代信息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原有的市场制度和相关监管体系不能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或者伴随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提出了原有市场制度体系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需要政府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
第三,尤为重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回顾工业革命与工业发展的历史,基于通用核心技术建设的基础设施,被认为是历次重大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特征,更是支撑先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8],而以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则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特征和支持先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世界各国均把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亦高度重视信息通信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将完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延续了这一做法,将“夯实基础设施,强化普遍服务”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并将先进、普及的信息通信网络发展水平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性目标。而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将加快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则是将宽带网络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措施。
第四,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扩散。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发展十分迅速,要想取得发展先机与竞争优势,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扩散。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尤为重视对科技研发与创新的支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掌握核心技术、实现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作为战略目标,并明确提出实施关键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计划。随后,中国还专门制定了《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规划纲要》,并设立了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三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将构建先进技术体系、加强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强产业链及创新链的协同、支持龙头企业积极技术创新并发挥带头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则明确提出,在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软件、传感器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要提高基础研发能力,加快创新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
第五,促进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融合与发展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一个主要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通用核心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正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更好地拉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均高度重视促进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与融合。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同样重视这一点,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将着力提升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网络化转型等作为整个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亦将“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明确提出实施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工程。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强渗透性,数字化转型成为各行业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进入导入期爆发阶段,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速度均会进一步加快,中国需更加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应用,尤其需要强化对数字经济相应基础科学、关键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扩散的支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上不同研发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构建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在数字领域关键基础技术研究开发方面,处理好开放创新和自主可控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这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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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飞涛:《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思考》,《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
赵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飞涛,赵雪,贺鑫源.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政策[J].学习与探索,2024,(06):168-175.